谁说政府不管啊？其实政府是在管的。我们都不知道盖起来多少烂尾楼了。目前的实践经验来看，大部分烂尾楼案件能复工的，背后都离不开政府和法院。
一部分是完全靠政府，还有一部分是政府加法院。
一般来说，政府权利越大，越不依赖法院——比如北京，治理烂尾楼，政府出面可以做到国有四大行“利息全免、本金八折”，找接盘侠（战投）的资源也充足。他的烂尾楼本身盘活的可能性也高，每次有投资人找我“买”烂尾楼，基本上都是有个地域范围，经常是“一线”“一二线”，也就是说北京、上海的烂尾楼没人不做，但是到一个小县城可能就无人问津了。
这是一线城市的优势，但是一线城市有劣势，本身北京、上海烂尾楼相对少，政府就比较少接触到烂尾楼，所以论治理烂尾楼的经验，全国各地的政府法院可能反而还比较丰富一些。但是现在（2022年）趋势有变化，北京依然顽固，但是上海已经逐步开始通过法律途径治理烂尾楼。
我这里说的法律途径，主要说的是治理烂尾楼的核心手段，就算在北京有政府的强力干预，也不可避免的需要法院作为辅助手段，不然顶账房如何处理、工程款违约金如何认定依然是问题。
如果放眼全国各地，目前烂尾楼的主要治理职责是落实到基层：区一级。上不是市里，下不到街道，就在区政府这个层面分别治理，尤其是遇到全国性的房企，前有泰禾、中弘，后有恒大，再往后还有某创、某茂，我就不一一叙述了。
目前无论是单纯依靠政府治理，还是政府法院双管齐下，都分别有若干套完整的治理思路，这些治理思路殊途同归，但是和小业主的直觉往往不同。业主自己想的无非是，如何让开发商把转移走的监管资金拿回来，能不能让银行出钱、政府出钱（因为业主觉得这二者监管不力），能不能把开发商老总用刑事手段抓起来逼他出钱之类的。这些想法是比较原生态的想法，实际解决烂尾楼还需要因地制宜，大部分情况下都要利用项目自身的条件来实现。
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业主自己的组织建立，是项目复工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可以这么说，没有组织一盘散沙，会大幅度拖延项目复工复建的周期，如果组织带头人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业主代表方向思路出了问题，也会影响到复工复建的周期。
那为什么有人说政府不管呢？这就要具体到项目进行分析，不仅仅涉及到项目本身的情况，当地的政府执政模式也是一个因素，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和小业主自身的松散有很大关系的。
具体到一个案子，比如我自己代理的烂尾楼，可能1000个业主，有600个从一开始就是“失联”状态。就是我的客户——我的业主代表只能找到400个人，我的业代没办法找到那600个邻居。这600人在想什么我们没办法知道。但是我推测，如果你是600个人的其中一个，因为你整个维权过程都没有参与，那么可能我们从维权开始到最终复工前后历时两年，你在这两年内因为完全没有任何消息来源就会感觉没人管你：你肯定想不到有邻居委托律师正在行动，你只会觉得，政府不管你，银行不管你，社会不关注，开发商装死……
就算我们能找到400人，这400个人的思想也不统一。
有的人只负责“唱赞歌”。少数唱开发商的赞歌，多数唱政府的赞歌，就是讲政府不会不管我们，我们等着就行了。这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开发商的销售卧底在业主群，拖延业主维权做舆论宣传。还有一部分是自我安慰——安慰的话他不对着自己说，他要对着邻居说，我们总有一种错觉，一个案子他急不急、严重不严重，取决于我们旁边和我们一样的受害者觉得严重不严重，只要我安抚了我邻居的情绪，他不急，我就可以不焦虑了。
有的人只负责“唱反调”。就是不管你干什么他都要提出反对意见，在他的眼里他的所有遭遇都是国家的错、政府的错、开发商的错、银行的错，唯独他是没有错的。他这个道理其实是没毛病的，在烂尾楼案子里，唯一的无过错方其实就是业主，银行、政府有监管问题，施工方和开发商之间也有很多烂事，债权人尤其是抵押权人，也有风控问题，唯独小业主就是期房制度的受害者。问题是当我们具体到一个“推动烂尾楼复工”的集体行动里，你越是把责任往外推，你自己越不愿意行动。
比如具体到这个题，大部分复工的烂尾楼，政府都是管的，那么我们这个烂尾楼，可能还处在复工之前的状态：从无到有，本身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，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受害者，自己不出把力，整天睁着眼等政府过来救，那烂尾楼这么多，政府救别人不救你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
我们在西安的一个项目，业代是一位大学教授。
以前我对西安有很多看法，我觉得西安法治环境不好，而且，西安人也比较怂，特别难组织。这位大学教授彻底改变了我的观点。我们从接受委托到推动案件进程序，前后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如果不是赶上疫情，可能房子都开始复工了。
已经委托的项目尚且进度有快有慢，而进度的快慢不仅仅取决于律师（毕竟都是委托同一家律所），那么去掉外部因素，业主组织的完善程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：业主强，复工就快，业主弱，复工就慢。
这句话也可以换个表述方式：业主强，政府就管，业主弱，全都搂着合同回家睡觉，政府就不管。
一点毛病也没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