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海钩沉:法租界的诞生与高额动迁补偿款

敏体尼曾在1849年5月5日写信给法国外交部说:“中国官是三年一任,官都是用钱买来的,所以他们使尽聚敛法子,以求翻本。他们只怕一件事,就是怕搅出乱子,给政府难受,终于酿成他们革职的原因。因此当人家攻击他个人,尤其当人家要拖着他,要使他们来负责的时候,他们便常肯屈己从人了。”


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,对上海来说,因为法租界在历史上的存在,上海对法国也有着特别的情感。然而法租界诞生之初,曾引发了一桩备受瞩目的拆迁动迁事件,上海人的高额动迁补偿款,一度让法租界计划差点胎死腹中。刚刚出版的《民国上海通志稿》详细记载了法租界的诞生和发展全过程。

中英鸦片战争结束,五口通商,未参战的法国人也要来分一杯羹。在英国人看来,这明明是一种不劳而获、坐享其成的搭便车行为。法方派出则济勒乘Erigone号来中国视察,则济勒于1842年7月12日到达上海吴淞口。《民国上海通志稿》记载:“宝山县高桥人王世勋正在海塘上徘徊,忽见四五个夷人急驶小船而来。夷人既登岸,即将王虏去,送往一艘大船上,那艘船正是Erigone号。”法国人把这个高桥白丁抓去也是无奈,则济勒既至吴淞,苦无人送信给清朝政府,这个时候正好碰到个中国人,就派王世勋去送信。这封信后来送到了巡抚程裔采处,这是法国人与上海政府的第一次官方接触。

这封信写得非常有意思,大意是说:我们法兰西兵舰Erigone号已经抵达上海,也没什么大事,就是要知会一下上海的官大人,我们法兰西和天朝并无恩怨。信中还特别提到:我们法兰西跟英国人可是有过节的,我们这些当兵的到了上海一定要拜拜本地官员,也一定不会骚扰天朝百姓。但是呢,天朝百姓对我们一无所知,怕引起惊扰,所以先告知天朝我们来了。如果可以,请派几艘小船把我们几个将军和士兵偷偷带上岸拜见官员。

这位巡抚大人还算通晓厉害,觉得天朝跟法兰西也没仇,就派总兵跟法国人见面了。碰面的详情没有记载。

1844年10月24日,中法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三十六款,也称黄埔条约,黄埔条约中的第22款规定,法国跟英国享有同等的一项权利,就是在五口通商地可以租赁房屋和租地自行建房,包括学校、教堂、医院、坟地等。各地方官应该跟法国方面的领事商议法国人居住的区域。令人意外的是,在这一条里,居然还要求中国地方官员阻止中国人哄抬地价。

驻上海的第一任领事叫敏体尼(Montigny),他于1848年1月25日到达上海,到达上海第三天,便在英租界外租了所房子作为领事署,租金每年400两。这所房子属于教会,破败不堪,修了2个月才能住人。到了夏天,台风袭来,屋子经常漏水。

这个领事在上海的最初半年,也没做什么事情,最多管管上海的一些教案。直到那年夏天,一位名叫雷米的法国商人来到上海,这个人以前在广东经商,他一到上海就恳请领事帮他租地。8月6日,敏体尼向上海道台要求划定法国人居留地区域,他在照会中甚至已经选定了区域:“在洋泾浜的右岸,由城边乡村起,一直至将来所需的地点止。”敏体尼为法租界选定的地理位置非常好,东边是黄浦江,北面是洋泾浜,南面是护城河。

当时的上海道台是吴健彰,他是广东行商出身,懂洋务英文也很好,但他不喜欢洋人,对法国人的要求也是敷衍了事。很快吴健彰就调走了,调走之前,吴还羞辱了一番敏体尼,他答应可以在英租界内划一段给法国人,但必须先得去征得英国人的同意。敏体尼在回信中直言吴健彰的提议是“对我大法国的无礼”!新任的上海道台是旗人麟桂,他很客气地就答应了法国人的要求。

雷米租借的区域有12亩,上面建着46间平房,堆着100多具棺材,还有六七棵矮树和两间公厕。这个地方被形容为是“一个布满沼泽和坟地的荒僻的地方”。当时的上海人还嘲笑过法国人,觉得洋鬼子果然是鬼子,连选的地方都是鬼住的地方。

虽然官方答应了法国人的要求,民间却乘机开出很高的拆迁价格。这些趁火打劫的上海人开出的拆迁价格是:地皮每亩300两,房子每间100两,每具棺材移出50两,矮树200两,公厕400两。

这样的拆迁价让法国人暴跳如雷,敏体尼甚至为此向麟桂抗议,认为租价应该按照其价值所定,官府应该阻止中国人哄抬地价,协助法方拆迁。讨价还价一直从8月持续到了年底。12月初,地主们选了一个代表给了一个说法:“我们不租!”

敏体尼立即给麟桂写了一封信,怒斥中方,信中大意是:“我们法国人一直等到了现在,再也等不起了。按照条约,我们到底还能不能租到地皮?”这份信中最有意思的是这句话:“我信贵道台是有权力下这命令的,因为中国皇帝已允准租地给法国及其他签约国人民居住了;如此,中国皇上自然一定有圣旨,要求官员执行让给租界的手续,所以贵道台一定有权去强迫百姓借地和惩罚不听命的人。”一句话,希望中国官员去强拆。

这个旗人居然被这样一封信给吓到了,居然主动去安抚法国人,官方还真的去威迫地主降价把地给法国人。经过半年多的磋商,1849年4月6日,上海道台麟桂发出了告示,《民国上海通志稿》载:“告示中锁定法人居留区界址如下: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;南至城河;西至关帝庙褚家桥;北至洋泾浜。”

潮州会馆位于今天阳朔路(旧名洋行街),位于上海老城厢外围,靠近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。关帝庙褚家桥即现在的西藏南路附近,这里的城填濠即现在的人民路,这里的洋泾浜也就是现在的延安东路。这是法租界最初的区域,面积为986亩,约0.62平方公里。

这项告示,对法国人还是十分慷慨的,告示还宣布法国人的租地日后可以随时展拓:“倘若地方不够,日后再议别地,随至随议”。这就为以后法租界的扩大埋下了伏笔。

法租界的成功在于中方的让步。这就像敏体尼说的:“和中国人应该敢作敢为,才有力量。”敏体尼曾在1849年5月5日写信给法国外交部说:“中国官是三年一任,官都是用钱买来的,所以他们使尽聚敛法子,以求翻本。他们只怕一件事,就是怕搅出乱子,给政府难受,终于酿成他们革职的原因。因此当人家攻击他个人,尤其当人家要拖着他,要使他们来负责的时候,他们便常肯屈己从人了。”

没想到,中国人的让步让美国人看得很不爽。法租界范围的规定发表以后,美国领事葛列司活(Griswold)便向中法双方提出抗议,抗议书最后一段说:中国是个独立的国家,若是一块一块土地,分给此国或他国的国民,让他们在那里享有管理的特权,此种制度是不能容忍的。这个时候的美国人似乎很有道德感,但到了1863年, 美租界也有了。

法国人土地是捞着了,可令敏体尼郁闷的是,法租界没有法国人住,死气沉沉空空荡荡。据《民国上海通志稿》,截止到1850年,整个上海的法国人一共仅10人,就是敏体尼,以及他的母亲、老婆,他的两个女儿,领事馆的翻译吉利克高斯基以及雷米和他的两个职员,还有一个法国商人住在英租界。敏体尼为了自己的事业和使命,毫不畏惧地举家迁居上海。


关于法租界,《民国上海通志稿》还记载了一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,中法战争期间,法租界从1865年2月18日起居然改挂俄国国旗,2个月后双方议和,法租界才改回挂法国三色旗。

《民国上海通志稿》编写的1930年代,收回租界的呼声很高。所以通志稿认为,上海畸形的发展,造成租界为列强侵略我国的唯一根据地。1919年巴黎和会的时候,中国政府就提出归还租界。当时的民国政府很自信满满地对西方世界说:“中国近年来于地方自治大有进步,如租界收回,尽可担负切实治理之责任,而中外人民相安无事,即使租界中国人民甚多,亦未闻与外国人相冲突之事也。”但收回租界,还得等上30年。

作者:石剑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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